媒體聚焦 | 賁圣林:我在海寧學術創業

來源:浙大ZIBS    作者:原編    責任編輯:王佳昱    01/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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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海寧日報刊載了題為《賁圣林:我在海寧學術創業——訪浙大國際聯合商學院院長》的報道。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賁圣林日前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在這次訪談中,賁圣林院長分享了他對拓荒精神、學院品牌、商學教育、研究成果、金融科技監管、用戶隱私保護、合作辦學模式、城鄉發展等話題的看法。


Prof. Ben Shenglin, dean of ZIBS and AIF, recently accepted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the local mainstream media on Haining campus. He shared his viewpoints on pioneer spirit, school brand, business edu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Fintech regulation, data privacy and development of Haining across different areas and perspectives. From JP Morgan to Zhejiang University, what has he experienced? Let’s reveal the secrets for you.


以下為賁院長的核心觀點:

有作為才有地位,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到了今天,需要有一種歸零的心態,在一個新的領域,放低自己的身段,扎扎實實地鉆下去。

ZIBS這個“I”是有特別的戰略內涵:它代表了國際(International)、創新(Innovative)、整合(Integrative),包容、開放(Inclusive),跨界、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致力于為中國和世界提供新經濟時代的浙大方案、中國經驗和世界智慧。

國際聯合商學院的愿景是成為全球領先的商學院(premier global business school from China)。它的定位是以實體經濟+商業/金融,科技創新+商業/金融;服務產業、經濟,服務科學家、企業家,這也是新型商學院應該履行的職責。

《公司金融》中文版教材的出爐意義重大,不僅夯實了我們和該書作者、劍橋大學Raghu Rau教授的合作,它也促成了浙江大學出版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合作。關于《中資銀行國際化報告》系列研究成果,雖然我們已經堅持了6年,但這是第一次聯合劍橋大學團隊發布。

金融科技是一個手段,用好了它才能增進人民福祉,為社會的進步做出貢獻。反之,它很有可能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很多活動會變得無序、無用,甚至有害。監管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保護好消費者,推動公平競爭和反壟斷,這是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務,也是維護市場秩序的必要手段。

作為一個縣級市,海寧市有這樣的氣度,這樣的格局,應該說是大手筆引進了浙江大學,這是一個百年大計!所以我要給海寧市的領導和人民點贊,這為海寧未來的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創新動力。

要淡化所謂的大小城市差異,城鄉差別越來越小,特別是在浙江、長三角地區。海寧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它有很深的文化底蘊。這種海納百川的胸懷,歡迎四方人士、八方英才,讓我特別動容。


以下為訪談實錄全文:


記者:

賁院長,很榮幸能夠采訪到您。上一回聽到您講了一句話,您說自己也算是海寧人,海寧也算是您的家鄉,我覺得這里面肯定是有故事的,所以我們想當面采訪您。2018年,您從業界到學界,這不是您第一次跨界,而且是相當大的跨界。兩年多來,浙大國際聯合商學院,從“籌”到“去籌”,這個過程中,能不能談一談體會?


賁圣林院長:

應該說是“感恩”吧。感謝、感恩組織和領導的信任和包容。在創新創業過程中,肯定是不完美的,有些地方做得是不夠規范的。從這一個意義上來說,領導的信任和對創業的包容,讓我度過了創業過程中很多艱難的時刻。同時,真的要感謝社會各方面,包括我們海寧人民、企業家、領導,對我們的關心,對我們的支持,對我們的一種耐心吧。創業過程中,跟其他創業一樣,有很多酸甜苦辣,有很多的挑戰,有一些至暗時刻,你可能看不到未來。2018年11月15日,我們在這里正式啟動籌備。在浙江大學歷史上,第一次創建一個這樣的學院,應該說前面沒有太多的先例可以遵循,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什么樣的模式最好?什么樣的架構最好?什么樣的組織和人員最適合?應該說浙大也沒有完全搞清楚,只是知道領導跟我們說,你們可以去創新,在不穿越底線的情況下,大膽創新。所以我們確實做了一些創新。我個人也比較急,我有一種使命感。在快速前行的過程中,你可以想象很多東西做得不是很好,比如說我們去年組織的總裁班,其中一個班就去了劍橋,那應該說是整個活動、整個教學和學員的反饋都比較好。但是,這樣的高管培訓,直接放到海外,那么海外的這些教授們有沒有真正進入浙大的系統?他們是不是浙大從程序上任命聘任的教授?在這個快速的創業的過程中間也有很多細節,我們沒有完成。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浙大的領導,是很包容的,知道我們要是有什么過失的話也是無心之過。從這一點來說,校領導堅定了我們的信心。


記者:

可能需要突破一些規則。


賁圣林院長:

需要突破一些,因為浙大這個主校區,有些規則,它不一定適合國際校區,國際校區的一些規則,它不一定適合商學院,特別是初創時的商學院。現在(浙大國際校區)另外兩個學院,都是屬于比較成熟的,一對一的合作辦學,而國際聯合商學院,是一個一對多的模式。確實不能夠用現有的一些東西去套,所以去年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時刻,但是酸甜苦辣到今天,回過頭來看,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也是我們感到非常感恩的地方。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知道,你可以走得快,但是首先要走得穩,就是行穩致遠。2020年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因為疫情,我們的節奏放慢了一點。這反而讓我們可以走得更加穩,所以我們在剛才年會開場的時候說,期待2021年,我們可以比過去的任何時候還要好。


記者:

賁院長,我們能不能談一下,您從“行長”到“院長”這么一個轉變,您是怎么體會的?從專家到做學術,一個動一個靜,這之間有什么不一樣?


賁圣林院長:

我是2014年5月正式轉到學術界,或者說是回歸學術界。因為我本來大概率是會去做研究的。我有點不安分,總覺得想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我覺得從事經濟工作、管理工作不能停留在書本。所以我們經常開玩笑說,管理學院教授不知道該怎么管理,商學院的教授不知道該怎么做商業。因為太書本、太學術,相對來說,遠離實際。所以,在讀博士的時候,我就很糾結,很多東西跟我們現實相差太遠。那個時候我比較年輕氣盛,就想著一定要到業界去看看,沒想到去了以后,在業界做得還不錯。雖然耗的時間比我預計的要長一些。來到學術界以后,實際上是一種創業。我常常把自己比作一個金融老兵,因為在這個行業工作了20年。然而到了浙大以后,我是一個學術新手。在這個過程中,從業界到學界,從城市來看,從北京到杭州。以前應該說是做過領導的,到做大學老師,每個人都是自由知識分子。很多基礎的支撐并不在的情況下,如何去搭建自己的科研團隊?怎么去選好科研的題目?這個方面,應該說當時是比較糾結的,甚至說是一個比較痛苦的過程。但是比較幸運的是,過去6年多,在浙大的氛圍下,在浙江的沃土上,我特別欣賞,就是到了浙大以后,聽到了這樣一句話,“有作為才有地位”,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到了今天,需要有一種歸零的心態,在一個新的領域,放低自己的身段,扎扎實實地鉆下去。而浙江、浙大,給了我這個機會。我創立的互聯網金融研究院已經差不多6年了,應該說在相關領域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的。過去的6年,我們在不斷地挑戰自己,社會、組織、領導也給了我們各種各樣的機會去創業。國際聯合商學院,是兩年多前,學校主要領導來找我,副省長(朱從玖)等也有參加,配合我們國際校區的建設。所以,我非常感恩能夠有機會去創建一個面向未來、面向全球的新型商學院。過去的兩年多,我們的努力也得到了大家的認可。


記者:

2018年,當時剛剛籌建浙大國際聯合商學院,您是怎么構想的,從零起步,把這個學院建起來?ZIBS其實不只金融一個學科,還把其他的學科,兼容并包地放進來,您是怎么考慮的?


賁圣林院長:

其實,最初組織來找我的時候,創建一個商學院,其實當時我們沒有做好準備。作為一個教授,我在做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的時候,還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其實當時也挺忙的。可能是其他工作做得還可以,所以得到了他們的肯定。我當時就覺得,我們到海寧,到國際校區,只要用心去做,只要看到這個大方向、大時代、大趨勢,加上領導和組織的支持,方方面面的關懷,結果,特別是好的結果,應該是自然的。所以我就懷著這個應該說是傻傻的心吧,接受了組織的安排。所以我們叫ZIBS,就是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我們自己的品牌ZIBS。我們這個“I”,是有特別的戰略內涵:它代表了國際(International)、創新(Innovative)、整合(Integrative),包容、開放(Inclusive),跨界、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你剛才說的,我好像不斷地在跨界。跨界跨行業也好,我喜歡這樣,這個方面我可以學習。我們做金融的人,一定要去服務產業和服務經濟,做商業的人,做管理的人,要去服務好科學家,服務好我們的企業家,這就是我們對商學院的定位。我們商學院,不是我們以商業玩商業,我覺得是以實體經濟+商業,以實體經濟+金融,科技創新+商業,科技創新+金融。所以你從我們最近推進的一些項目也可以看出,我們是大信息科技+金融+商業,大健康+商業+管理,所以說跨界非常重要。


記者:

我們關注到此次學術年會有眾多研究成果展示,譬如ZIBS與劍橋大學研究團隊合作的《公司金融》教材,聯合浙大AIF編制的《中資銀行國際化報告》。這些重磅報告的發布意味著什么?


賁圣林院長:

對ZIBS來講,它意味著我們的學術研究內容變得更加豐富。《公司金融》這本中文書,是我們與劍橋大學的教授一起出版的。因為我們這次的合作,也促成了浙江大學出版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合作。所以這次合作意義非凡。《中資銀行國際化報告》這項研究成果,雖然我們已經堅持做了6年,但是關于中資銀行的報告,是我們第一次和劍橋大學的團隊合作。在第6年的時候,劍橋大學很認可我們,所以愿意跟我們合作。學術年會上,劍橋大學的尹一丁教授也有點評。最近,我們發布了中資企業的國際化指數及百強榜單,在這個基礎之上,銀行國際化這個報告也出爐了。兩年多前,我們和劍橋簽署了合作備忘錄,那個時候只是一個框架協議。到了今天,在人才培養方面和課程互換方面,我們大概有三到四個研究項目,與劍橋多個研究機構建立了合作,這些都已經成型了,而且運行良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國際聯合商學院,在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領域都有了較大的進步。


記者:

有一個好的開始。


賁圣林院長:

已經有一個好的開始,可以算是一個新的起點了。


記者:

賁院長,來自劍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國際知名學者也有加入此次學術交流,其中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段錦泉教授分享了《如何在保護數據隱私的同時共享信用分析》的主題演講。作為金融科技領域的專家,您覺得如何平衡金融科技監管和消費者數據隱私保護的關系?


賁圣林院長:

創新、穩定、發展,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相互平衡的關系。我剛才講了“行穩致遠”這個詞,如果沒有規則與監管的話,一項創新如果沒有獲得社會較好的應用,它可能會變成危機。所以,無節制創新對社會對實體經濟都不是好事,金融科技要向善要服務人民,科技是一個手段,用好了它才能增進人民福祉,為社會的進步做出貢獻;反之,它很有可能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很多活動會成為無序無用,甚至有害。所以,金融科技時代,監管非常重要。如何平衡好這個規則和消費者隱私保護,是個非常非常關鍵的。監管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保護好消費者,這是核心之一,第二個就是要考慮到,市場秩序是否足夠公平,公平競爭反壟斷,這個就是監管,或者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務,也是維護市場秩序的必要的手段。所以最近中央在數字經濟領域一些潛在的反壟斷動作,是很適當的,也是很適時的。在全球范圍內,對數字經濟領域的這些大科技公司、大平臺企業,如何發揮它們的作用,同時又防止它們一家獨大,以至于抑制到整個市場的公平競爭的秩序,這個是每一個政府,無論是中國還是歐盟、美國,都在不斷思考和探索的。


記者:

我們知道,您是因為籌建浙大國際聯合商學院才和海寧結下不解之緣。能否回憶一下當時的體會?


賁圣林院長:

我記得非常清晰,那是2018年的4月16日,我第一次踏上這個校區。那時我剛剛從美國出差回來,出差前,我們浙大的何蓮珍副校長就邀請我到海寧校區看看。我說我出差回來就一定來。所以說那時候我就悄悄來到了這里,她親自陪著我,在校園里轉了轉,那個時候比較安靜,比現在人氣還要弱一些,我看完以后,其實就是做決定,我要不要來,我當然來了。作為一個縣級市,海寧市有這樣一個氣度,有這樣一個格局,應該說是大手筆引進了浙江大學,這是一個百年大計,所以這一點,要非常地點贊海寧市的領導、人民,這個真的是百年大計,為海寧未來的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創新動力。我當時很興奮,組織上熱忱的邀請,又是一個創業的沃土,所以我說我可以來試一試,應該說沒有太多思考,就把自己的想法,想構建商學院的一些想法,去真正地實踐。在一個傳統的商學院,你很難從內部去改革,所以有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躍躍欲試,激動不已地接受了這項挑戰。


記者:

在籌建ZIBS之前您來過海寧嗎?


賁圣林院長:

之前沒有在海寧落過腳。但是在過去的兩年多,我花費時間最多的地方,就是海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說我自己是海寧人,真的是這樣,我每天或者說每周,就是在長三角,我在海寧、杭州、上海,這個三角之間不斷地游歌而行。


記者:

您是一位具有廣泛國際化背景和經歷的專家和學者,對于小小的海寧,您怎么會有歸屬感呢?


賁圣林院長

我自己本身出生在江蘇的農村,六年前,我剛到浙大的時候,寫的第一本書的序,有機會你可以去看一看。我就說,我到了杭州西湖區三墩鎮,就是浙大主校區紫金港校區,在當時看來就像社會主義新農村,讓我感覺回到三十多年前,我從家鄉出發,從農村走到大城市,到了國外,轉了一圈,我發現,好像又回到了我當年出發的地方。所以,通過在紫金港校區、杭州這段時間,到這以后,非常的放松。包括我到美國讀博士的時候,也是在大學城,是在普渡大學,那個城市比這小多了。所以我有時候開玩笑說,劍橋比我們這小多了,這里差不多有一百萬人口。波士頓,大家以為是大城市,實際上也就是六七十萬人口,除非把大波士頓加在一起,人口才跟我們這里差不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淡化所謂的大城市與小城市的差異,城鄉差別越來越小,特別是在我們浙江、長三角地區。我們海寧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它有很深的文化底蘊,如果沒有一點文化底蘊的話,我們海寧人民,海寧政府的領導,應該不會愿意花這么大的手筆,做這樣一個長期耐心的投資。從這一點來說,我還是被海寧人民所感動,我非常興奮。


記者:

剛才您講到把海寧當成是您的家鄉,除了您在海寧呆的時間長,每周都會在海寧,還有其他的原因嗎?


賁圣林院長:

我的同事們,他們的拓荒精神。我兩年多前來,在我之前,在這里工作有五年,他們來的時候,條件比我來的時候要差多了,他們的拓荒精神,他們的創業精神打動了我,我本身也是有創業精神和創業激情的人,所以無論是我在公司里面工作的那幾年,還是到浙大來工作的這幾年,基本上是走了一個創業的路子,我覺得非常開心。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海寧、浙大海寧國際校區,實際上是一個大生態,它會歡迎各類人才,無論你是學什么專業的,無論你的生活經歷、足跡是怎樣的,我想海寧就是有這種海納百川的胸懷,歡迎四方人士,八方英才,這點讓我特別動容。海寧離我的老家江蘇泰興不算遠,離我長期工作的地方上海,也很近。我經常講,上海、海寧,“上海寧”。


記者:

剛才聽了您的經歷,我感覺您既有創新又有念舊的情懷,我的猜測對不對?


賁圣林院長:

創新創業是一直驅動我的,做一些破舊立新的事情,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驅動力。但與此同時,我也非常念舊,我很懷念我的家鄉,懷念我當年讀大學時寒窗苦讀的經歷,對我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它給了我很多學習領悟人生的機會,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感恩這個詞匯我用了多次,感恩時代,感恩同事領導,感恩機遇,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當年沒有選擇到浙大,如果浙大沒有選擇我,我覺得我會錯失一個大機遇,我會覺得很遺憾,但我現在就覺得非常開心。


記者:

無論您走到哪里,無論走多遠,總會有一些東西吸引您回頭來看一看?


賁圣林院長:

我已經把海寧作為我未來N年的一個主要基地、主要場所,人即便不在海寧,我內心也會想著海寧。我在北京,在國外出差的時候,我也是想著海寧,想著我們的國際校區,想著我們ZIBS。回顧以前,三十年前我去美國,十多年前我從英國回來,我們今天再看未來,2035年,也就是未來的15年時間,中國的雙一百年,2049,在這樣一個歷史大背景之下,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幸運。因為國家在興盛的時期,在崛起的時候,更需要我們用恢宏的視野去看全球的變遷。所以我喜歡回顧歷史,思考未來。我們以前學過的東西是否放之四海皆準?它們是否適合我們未來的場景?是否適合全球的新秩序?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我覺得我們ZIBS擁有非常大的機遇,擁有非常強烈的使命感。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如何引領全球?我們學院的口號是,“改變世界,引領未來”,我想我們會從海寧出發,以海寧為基地,去改變世界、影響世界,去創造未來、引領未來。


記者:

能不能幫我們展望一下ZIBS的未來?


賁圣林院長:

從建院之初,ZIBS的定位是全球領先的商學院,括號來自中國,我們英文叫premier global business school from China,這是一種愿景。這兩年多來,我們做了一點工作,社會已經給了我們很多鼓勵和認可。最近MBA CHINA和《經理人》雜志,給我們頒發了兩個獎項,其中一個獎項是中國最具特色的MBA項目,就是工商管理碩士項目,這是對我們的一種鼓勵,沒想到我們這么快獲得大家的關注和認可。15年以后,雖然我很難去說一定會是什么樣子,但是我相信,我們現有的幾個戰略,基本上會貫徹執行。一是我們真正講好中國的商業故事,做好中國的案例,服務全人類。剛才你問到我們的研究成果,就是以一個恢宏的視野看全球,所以我覺得這塊在全球的影響力會鞏固,我們的人才培養會有更大規模。今年我們招了168個學生,來自35個國家,到那個時候,我們可能是一年1680個學生,而且生源的質量可能會更好。另外,我們是一個全球化的商學院,我希望我們未來在海外有國際校區,比如亞洲的雅加達、中東的卡塔爾、歐洲的阿姆斯特丹、非洲的開普敦。過去,中國的教育,中國的大學,基本上是引進來為主。未來15年,應該是走出去的,就像中國的企業,是走出去的。所以到2035年,我希望,我們不只是一個在中國的商學院,我們是有全球影響力、全球存在感、運用現代科技的全新的商學院,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為到中國來發展的國際企業提供更多的生態資源支持。我們有些項目,就是培養外國人,培養留學生,讓他們了解中國的商業,中國的商業文明,中國的商業案例,中國的商業故事,中國的商業企業等等。根據最新公布的財富500強名單,中國企業數量已經是全球第一。但是,數量多,并不表明質量好;數量多,并不表明影響力大,這就是我們ZIBS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所以我們今天跟新加坡國立大學合作,跟英國的劍橋大學合作,就是希望幫我們做一些研究,能讓我們在全球范圍內產生好的反響,去引領全球對新時代商學教育的優秀實踐,這是我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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